60年的钢铁史诗

信息来源:宝武新闻中心 日期:2009-9-26 17:10:58 点击数:4506

                                  本报记者   王丹云   夏  玮

                                               引言
    60年风雨兼程,60年沧桑巨变,新中国成立60周年了!
    在历史的风雨中回望,我们看见了中国钢铁工业从废墟上崛起、在奋斗中前行、在改革中发展的历程:从1949年粗钢产量15.8万吨到1953年的100多万吨,1957年的500多万吨,1986年的5000多万吨再到1996年突破1亿吨,此后连续12年粗钢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的我国钢铁工业,实现了令全球瞩目的“中国式”跨越发展。
    60年,一首波澜壮阔的史诗。当我们凝视这段曲折、辉煌的历程时,无法忘记它的创造者:老一辈钢铁人。在此,记录他们的汗水与渴望、脚步与梦想、经验与智慧,使今天的我们,获得启示和激励,开拓新的篇章。

黎明
    曾在“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鞍钢当过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在条件最艰苦的钢铁企业攀钢当过总经理,在冶金工业部担任副部长,又在中国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宝钢执掌了15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曾发出这样的感慨:“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而造这些东西,都需要钢铁。
    经过60年的沧桑砥砺,中国钢铁工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庆60周年前夕,我们敲开黎明——这位与钢铁结缘一生的老人的家,倾听他的忆述,感喟今昔巨变。

    1949年,鞍山。
    “我是1949年7月来到鞍钢的。”黎明的思绪回到了60年前,“当时的鞍钢是杂草丛生,一片狼藉。”就是在那个如火的7月,鞍钢在废墟上复工,共和国的钢铁史就这样开始了。
    鞍钢恢复生产后,国家提出了“全国支援鞍钢”的口号,建设鞍钢被列为国家工业建设的“重中之重”。1952年,以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7号高炉“三大工程”为重点,掀开了大规模建设的序幕。“当时,前苏联派了大量专家,组织设计并提供成套设备。我当时就在鞍钢动力部帮着苏联专家搜集资料。”1953年,“三大工程”提前竣工,鞍钢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大型钢铁生产基地。“随着一大批改建扩建项目的建成,到50年代中期,鞍钢形成了200多万吨的规模,占了全国钢产量的一半以上,品种也是国内最齐全的。”
    “鞍钢是我们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几乎承担了包钢和武钢最初所有的人才培养和输出计划,后来还支援过攀钢和宝钢的建设。”黎明说,“当时,鞍钢在很多方面都是全国的样板,比如总工程师制就是鞍钢率先推行的,由于比较早地重视科研工作,以赤铁矿浮选实收率、高炉低耗、双床平炉炼钢、轧钢工艺‘四朵大红花’为代表的技术工艺革新,一时名扬全国。王鹤寿同志在担任鞍钢党委书记期间,将管理机构分为生产指挥部、政治部和后勤部三部分,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创举,跟现在的主辅分离差不多。”
在黎明看来,鞍钢是一个承载光荣与骄傲的地方。然而,他在鞍钢的梦想随着“文革”爆发而中止了。1968年,黎明被“发配”到深山沟里的攀钢。

     1968年,攀枝花。
    “我去的时候,攀钢建设已经开工三年了,但还是很荒凉。”50年前的景象,像电影一样在黎明的眼前回放,“荒凉到什么程度呢?那时的攀枝花只有7户人家,老百姓连汽车都不认识。”
    在那么一个连车都很少开进去的地方建钢厂,首先是为了备战的需要,加上其所在的攀西地区拥有丰富的钒钛磁铁矿资源,因此,攀枝花钢铁基地被列入“三线”建设重点项目。受“文革”的影响,钢铁工业严重倒退,出现负增长。1968年,国务院要求钢铁工业尽快开展恢复和整顿工作,抓紧“三线”工程建设。因此,黎明到攀钢时,正值工程进度开始加速之时。“当时的政策是先生产后生活,可以说,攀钢是条件最艰苦的钢厂。”黎明举例说,由于没有净化设备,生活用水要自己用明矾净化;沿江搭的“吊脚厕所”,一到雨季,污水便顺流而下,传染病、肝炎成了常见病;由于还没有配套生活设施,工人们住的都是“席棚子”,到了旱季,天气格外燥热,常常是“火烧连营”。黎明还给我们讲了个辛酸的笑话:一次,他去矿山看望受灾的工人,当问及损失如何时,工人竟说,“没什么损失,因为已经烧掉第三次了”。
    攀钢是我国完全依靠自己力量建成的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在攀枝花一个窄小的山沟里,利用自己的技术、国产的设备建起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冶金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黎明说,“当然,这期间我们也遇到了许多困难,比如,由于当地的矿石含有钒钛资源,冶炼的难度非常大,常常因为渣子太粘,铁水出不来。”无奈之下,只得周期性用普通矿洗炉,还叫来机关员工一起清渣。员工们还为此编了不少顺口溜:“铁厂铁厂,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高炉拉肚子,机关洗裤子,不治拉肚子,专门洗裤子。”
    “后来,我们就用攀枝花的铁矿配加部分普通矿,解决了冶炼上的难题。”到上世纪80年代初,黎明升任冶金部副部长,离开攀钢的时候,攀钢主要产品产量和技术经济指标已经达到或超过设计水平,成为我国西部最大的钢铁企业。

    1982年,北京。
    在经历了“以钢为纲”、“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和十年“文革”之后,中国钢铁工业渐渐走出停滞、徘徊的艰难困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成为钢铁工业加快发展的新起点。
   “我在北京的时间很短,还不到一年。”在冶金工业部,黎明主管生产,他说,   “那会儿,对宝钢的争论还没停呢!”
    第一次听说“宝钢”的事,黎明还在攀钢,“宝钢那时是‘头号标靶’,被认为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方做出的错误决定。”错误的时间是因为300亿元的投资对当时每年只有1000多亿财政收入的中国来说,实在是太贵了。很多人认为,鞍钢就已经代表一流水平了,何必还要砸那么多钱?在鞍钢工作了近20年的黎明清醒地知道:鞍钢和世界水平相比,还差二三十年呢!指责宝钢选在了一个错误的地方,是因为那时候中国钢铁基地的选址多是由资源分布状况决定的,哪里有矿就在哪里建钢厂。上海既没有铁矿,又没有煤炭,简直就是无米之炊。对此,黎明的看法是,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又沿江靠海,当时也只有它的工业基础和综合能力能够支撑这样一个现代化的钢铁基地。
    黎明担任冶金部副部长期间,国内还在为“宝钢为什么不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建造而要全套引进”争论不休。在攀枝花工作了14年的黎明直抒己见:“攀钢就是国产的,但投产后整整用了八年才达产,十年扭亏为盈。”在黎明看来,建宝钢就要瞄准世界一流水平,生产国内不能生产的产品。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不久,冶金部委派黎明兼任宝钢工程指挥部总指挥。

    1983年,上海。
    “我来到宝钢的时候,正是一期工程恢复建设之时,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黎明所说的“最困难的时期”不仅是指宝钢刚刚过去的“下马”风波,更深的含义是:人们长期禁锢的思想观念开始慢慢转化。
    在黎明看来,宝钢工程建设进入正轨,这本身就是一次思想的解放。“我们开始有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的概念。”黎明说,“一期工程投产、采用进口铁矿石、引进现代化管理,这都是思想解放、观念创新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市场’有了初步的认识。”在计划经济时代,钢材都由国家统一分配,企业没有自主权。“记得有一年,鞍钢生产的小角钢被分配到了全国各地,可国家调配给鞍钢的小角钢却是上海生产的。”黎明笑着说。
    宝钢投产前后,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期,钢材价格开始出现“双轨制”,即统配价和市场价,上世纪90年代初实行计划内外价格并轨,企业自产自销、自谋生路,一切由市场说了算。“在二期工程开工以后,我们觉得宝钢的产品结构还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国内还有不少钢材需要进口,比如汽车板、镀锡板、电工钢等等。生产国内不能生产的钢材,这是宝钢的责任啊!”就这样,黎明提出宝钢要上三期。这是宝钢工程规划中所没有的。想法一经提出,就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强烈反对,纷纷指责宝钢是个“无底洞”。
    “后来我们提出,除连本带利如期偿还一、二期工程73.3亿元的银行贷款外,三期工程所需的600多亿元全部由宝钢自筹资金,不要国家一分钱。”几经周折,三期工程终于上马,这使得宝钢成为我国第一个具有当代水平的千万吨级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更为宝钢立足市场、跨越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宝钢汽车板占据了国内半壁江山,生产易拉罐的镀锡板依然是一枝独秀。
    正因为有了市场意识,宝钢人也就比较早地树立起了质量意识、用户意识和服务意识。在宝钢,几乎没有人不知道“O5板事件”。“我发现上海大众汽车厂连续几个月不订货了,”黎明回忆说,“一问跑销售的,说是我们的汽车O5板质量不稳定,大众厂不愿意用。”让黎明愤怒的,还不是上海大众不订货,而是我们的销售人员没有用户意识,甚至认为这是好事,因为普通冷轧板不仅比O5板好轧,而且供不应求,比卖O5板还赚钱!“我一听就火了!国家花那么多钱建设宝钢,连汽车板都不能生产,连近在咫尺的大众厂都供不了,还有什么脸面见江东父老?!”黎明将“O5板事件”定性为“建厂以来最严重的事故”,登报曝光,编进史志。从此,“用户是企业的衣食父母”成了宝钢人的集体记忆和价值取向。
    岁月悠悠,耄耋之年的黎明走过了60年的钢铁人生。他曾执掌15年的宝钢已过而立,他曾艰苦创业的鞍钢经过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已脱胎换骨,欲振翅腾飞。“国内钢铁企业一直说要赶宝钢、超宝钢,这是宝钢人的自豪啊,说明大家都把宝钢当成了标杆。”黎明意味深长地说道,“如今,首钢、鞍钢等老企业都建设了新钢厂,宝钢则变成了‘老企业’,宝钢要继续当领头羊,就得有顶尖的东西,有别人没有的‘拿手戏’……”    
 

                                       特钢人的“中国心”
侯树庭
    上海第五钢铁厂创业者,1983年任上钢五厂厂长;曾荣获上海市优秀企业家、全国优秀企业家称号;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荣誉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58年,上海已成为一个多品种的小型钢材基地,年钢产量50多万吨,但都是普通碳素钢和碳素结构钢。而当时蓬勃发展的机器制造、电机、造船等工业所需要的合金钢、优质钢,仍然需要从国外进口。建设合金钢生产系统,提上议事日程。
    1958年暮春,24岁的亚细亚钢厂技术员侯树庭踏上了吴淞口泗塘河边的那片土地。麦子已经抽穗,蚕豆刚刚结荚。但是,不能等了!国家国防建设和航空航天事业急需特殊钢材,这里就是新战场了!
    侯树庭笑称自己很幸运:“每回五钢干大事,都没拉下我!”作为上海第五钢铁厂的创业者,侯树庭见证并参与了上海市第一座高级合金钢厂从打下第一根桩到炼出第一炉钢水的神奇般的三个半月。紧接着,又被抽调去筹建设计产能60万吨的转炉车间。
    在技术资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五钢人在建厂一年以后,就自力更生试制成功了第一批4个苏联牌号的用于米格15飞机的合金棒材;冶炼出了上海第一炉不锈钢,更为今后的专业生产打下了基础……让侯树庭意外的是,在转炉车间干了没多久,就又接到了筹建新厂——二电炉车间的通知。“那可是远东第一流的电炉车间啊!”回想起半个世纪前的情景,侯树庭的眼中依然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这个二电炉是五钢从普钢厂向特殊钢厂转化的关键,因为我们的特钢产能开始有规模了!”到1960年底,五钢的产品品种已经从1959年的108种增加到了210种,但是国防建设急需的高温合金材料还不能生产。1960年12月,生产高温合金材料的三车间又动工了。此后,侯树庭作为第二中心试验室的副主任和三车间的车间主任,研制和生产高温合金材料的责任更重了。
    “1966年,我们从国外考察设备回来,文革便开始了。这些新设备可不能耽误,国家的飞机都等着用我们的新材料呢!”于是,侯树庭和工友们白天扫地学习,晚上抓紧装炉子,“大型真空感应炉等一上去,好多国内不能生产的都能生产了!”那时候,五钢先后研制成功了包括航空发动机火焰筒在内的11个系列的高温合金材料,生产出了棒、管、坯等上千个品种规格的钢材。
    粉碎“四人帮”后,侯树庭出任五钢副总工程师,1983年走上厂长的岗位。第二年,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制造的核电站——秦山核电站急需一种高纯度的钛锭,用以加工电站冷凝器上的钛管。当时,国家已经决定花外汇进口,侯树庭闻讯后,立即向核工业部的领导请战。结果,五钢通过和日本住友公司合作,一举获得成功,为国家节约了150万美元的外汇。
    “最近,各行各业都在学习吴大观,特钢的发展与国家国防建设是紧紧联系在一起,尤其要有一颗‘中国心’。”侯树庭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核潜艇“换装”,核管新13号合金是其关键材料,但国内试制了六年都没有成功。有钢厂提出了300万元试制费,而五钢分文不要,只留下了一句:“别人不愿干的,我们干!”这批用五钢新13号合金制造的蒸发器U型用管,共用在了5艘我国自行研制的核潜艇上。
    老一辈的特钢人都有一个关于“五朵金花”的梦,就是要有特殊冶炼、快锻、棒线材连续轧机、钢管挤压机和特殊钢板带。“听说钢管挤压机就要投产了,特种金属暨合金板带工程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五朵金花’的梦马上就要成真了!”侯树庭深情地说,“希望特钢人始终牢记自己的使命,继续做大做强做实特钢事业!”

                                      一生献给中板事业
李德智
    1952年进入上钢三厂,1959年起历任上钢三厂中板车间副主任、主任、中板厂厂长兼厚板厂副厂长,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上海市劳动模范。
    1913年,民族实业家陆伯鸿创建了上海第一家钢铁企业,取名和兴化铁厂。1947年被租赁并更名为上海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厂。1949年上海解放为奄奄一息的老企业带来了生的希望。
    李德智去上钢三厂报到,是在1952年岁末,正式上班后他成为轧钢一车间的辅助工。当时,工厂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上钢三厂也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厂里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开始冶炼沸腾钢,还改进了平炉炉顶结构……虽然工作条件很简陋,工人的热情却很高。有一年盛夏,在铁皮厂房里连续作战的李德智因中暑晕倒了。经抢救而苏醒的李德智,喝了几口水,又干了起来。
    1958年,为了满足上海地区造船、汽车工业的需要,上钢三厂开始设计、建造中板车间。至年底,中板车间投产,试轧出了第一块钢板。“我国第一个2350毫米中板车间,只花了半年便建成了!”提及那个火红的年代,老人很激动。1959年2月,李德智被调到中板车间当副主任。当时正值三年大发展时期,不仅基本建设任务繁重,还要搞技术革新。李德智和许多干部一样,住在厂里,一周回家一次。“中板车间最初设计能力为一年18万吨,经过几年技术革新,至1962年产量提高到一年25万吨。”
    国家国防建设,需要钢铁。1963年1月,冶金部召开生产高温合金钢会议,李德智等三名上海代表与会。当时,上钢三厂已成立了第二薄板车间,生产出不锈钢、高温合金钢等产品。“从1963年至1965年期间,不锈钢的产量达到了一年1万多吨,高温合金是一年40到50吨。大跃进之前,上钢三厂是上海18个红旗企业之一,至文革之前,平炉、转炉、电炉、薄板、冷轧薄板均为全国同行业排头兵。”李德智的语气里充满了自豪。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李德智被安排到二薄板车间劳动。
    1978年底,李德智落实政策,回到中板车间当主任。“当时使用的是从鞍钢买来的一套旧的三辊劳特式轧机,为了保证生产顺行,我们采取了限制产量、限制炉温的办法。我每天早上六点到厂,先把所有设备检查一遍,晚上要十点才能回家。睡觉前把电话移到床边,有情况随时去厂里。”李德智带着大家一起创出了佳绩:中板车间连续三年每年降低金属消耗一万吨,降低油耗一万吨;中板产量从年产25万吨上升到44.2万吨,其中不锈钢产量达到了年产2.4万吨。
    整个上世纪80年代,李德智和他所在的工厂,一起迎来了事业黄金期。当时上钢三厂每年上交国家的利税,相当于一个上钢三厂的固定资产净值。而中板车间的行业地位居于全国23家中板企业之首,是冶金部命名的上海冶金局惟一的全优车间。1988年5月19日,当时的上海市市委书记江泽民视察上钢三厂,特意到了中板车间。“艰苦创业、求实进取、勇挑重担,争作贡献”的题词,老人至今铭刻在心。1989年底,厚板厂建成投产了。1991年,李德智兼任厚板厂副厂长。当时的上钢三厂厚板厂,是国内轧机压力最大、品种最齐全的宽厚板厂,其产品填补了国内宽厚板在质量和品种上的空白。这十年间,李德智因业绩突出而三次被评为上海市劳模,还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退休了,李德智仍然关心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工厂,关心中厚板生产技术。近年来,他去过几次罗泾,认真参观了中厚板分公司的生产线。李德智欣喜地发现,厂房和设备相当漂亮,厂房设计非常合理、采光通风很好,而且生产也很稳定,比起1986年他去德国考察时看到的钢厂要好得多。

                                     歌唱火红的年代
谷亨利
    1951年进入上钢一厂,1961年加入上海市作家协会,1978年任上钢一厂工会副主席,现为百老德育讲师团成员。出版有《钢花开来红又红》、《路》等5本诗文集。
1938年,日亚制株式会社租得吴淞肇家浜一带50余亩土地,创建吴淞炼铁工场。上海解放后,改为上海第一钢铁厂。新中国成立后,上海钢铁业迅速进入恢复期。处于重建阶段的上钢一厂,全厂职工干劲冲天,开展劳动竞赛,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
    在喜迎新中国60华诞之际,耄耋之年的钢铁诗人谷亨利又要出书了,书名叫《心意——亨利诗文集》。这本饱蘸着深情的诗文集,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火热的钢厂生活。
    “从刚进厂时的文盲,到成长为作家,可以说我是跟上钢一厂一起成长的,我要感谢党和祖国。”谷亨利说。《钢花开来红又红》、《长江的儿子》、《路》——谷亨利拿出他过去写的书,给记者看。这些诞生于上个世纪不同年代的书页,写出了新中国第一批钢铁工人对党和国家的深厚感情,以及对钢铁事业的奉献精神。
    谷亨利格外珍视自己的钢厂生活。1951年,谷亨利经上海市总工会和劳动局介绍,以失业工人的身份进入上钢一厂。谷亨利至今还记得,刚进厂时厂里的荒凉景象。当时,厂里共有两座15吨的平炉,只有一座能生产,到处都是荒草。“当时上钢一厂的钢铁年产量只有140吨。”谷亨利说。很快,谷亨利便和大家一起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中。当时,全厂职工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开展劳动竞赛、生产竞赛。不久,一座座化铁炉便在一转炉车间矗立起来了。这时,能干的谷亨利当上了生产调度、班工会主席。业余时间,谷亨利积极参加厂里的“扫盲”班,努力学习文化知识。1956年,谷亨利脱盲了,又入了党。他学会了写“中国共产党”和“上钢一厂”。然而,他还想写更多的字,写自己对党、对新中国的爱和感激,写自己心爱的平炉、钢钎和可爱的工友。一有时间,他就读书看报,如饥似渴地学习着……
    “钢城里,钢炉边,我看见你在斗烈焰,手执长长圆钢钎。采来繁华争艳,招来滚滚波澜,招来百里钢山”——谷亨利会写诗了!不久,这些琅琅上口、朴实动人的诗,在工友间流传开来。1959年谷亨利出版了诗集《钢花开来红又红》,在社会上引起轰动。1961年,谷亨利加入了上海市作家协会。
    1958年,国家开始贯彻、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继续推进工业建设。上钢一厂生产、建设任务繁重。这一年的9月28日凌晨1点,在谷亨利的心中镌刻下永远的印记。当时,一号炉的工人正在紧张地清渣加料,忽然,厂房那边传来“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毛主席来了!谷亨利正在岗位上干活,没有看见这激动人心的一刻,只是听说毛主席亲手拿起火镜帽、透过蓝色的探火镜察看炉火,还亲切地问工人加的是什么料、什么时候出钢?来自国家领导人的鼓舞,使谷亨利和工友们下定决心要把工厂建设好。
    经过全厂干部职工数年的努力,最初只有一座小型平炉的上钢一厂,在上世纪60年代初已逐步拥有了中型平炉、转炉,有了高炉、化铁炉,有了开坯、无缝钢管和铸造车间……
    1978年,谷亨利当上了上钢一厂工会副主席。退休后,谷亨利仍不甘心赋闲在家。他说,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就要奉献到人生的最后一刻!谷亨利积极参加社区工作,还加入了上海百老德育讲师团,向全社会宣传革命事迹,宣传奉献精神。这些年,谷亨利坚持学习、笔耕不辍,以文载道,教育下一代。不锈钢生产线建成后,谷亨利多次进厂参观。优美的厂区、现代化的设备、高附加值的不锈钢精品,令他赞叹不已,并写成诗文,收录在新书中。

                                      天山脚下的钢铁情缘
严大祖
    1951年进疆参加八钢建设;1981年和1986年先后被破格评聘为自治区首批高级工程师和教授级高工;曾任八钢副总工程师、新疆金属学会副理事长;曾获全国总工会自学成才奖。
    1951年,王震将军在新疆指挥屯垦戍边、开展农业大生产的同时,着手筹划新疆的工业建设。当时的新疆没有任何工业基础,就连打马掌用的熟铁、日常用的钉子也要从疆外运入。没有钢铁,新疆就难以恢复和发展经济。是年9月,王震在头屯河畔挥下了第一镐。
    在严大祖的记忆里,60年前的一段往事像磁铁一样嵌在脑海里,那是1949年的10月1日,上海中学学生严大祖和同学们走上街头,参加庆祝建国大型游行。“那天我们凌晨2点就起床了,大家挥舞着小国旗,高唱《东方红》,一直走到人民广场。”那天晚上,严大祖是在对未来无限美好的憧憬中,渐渐进入了梦乡……
    60年如梦如歌,如今70多高龄的严大祖顽疾缠身,但是与钢铁相伴的日子却依稀如昨。
    中学毕业后,严大祖进入华东空军预总学习。此时,王震将军通过各种办法感召全国优秀人才和有志青年参加新疆工业建设。“当时,王震将军通过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从预总抽调了200多名学员,我就是其中之一。”
    建钢厂,就得有铁矿、炼焦煤、石灰石、石英矿和耐火材料等。1951年那个冰冷刺骨的12月,严大祖作为八一钢铁总厂小北沟学员挖矿队班长,带着大伙儿进山找矿挖矿。“那阵子,住的是自己挖的地窝子,吃的是野菜,每人每天定额挖8吨矿石,还要背到指定地点。”就是在这样恶劣和艰苦的条件下,八钢1号高炉于1952年4月顺利产出了第一炉铁水。当年,八钢共产铁470吨,钢705吨,钢材618吨,创利1.2万元,为新疆发展现代工业奠定了基础。
    “八钢与上海有缘啊!”严大祖说,“最初的设备和技术人员就是从上海益华钢铁厂(亚细亚钢厂)和练成机器厂整体迁去的。益华钢铁厂的厂长兼总工程师余铭钰更是举家西迁,成了八钢首任总工程师。”严大祖在新疆工作了43年,比在家乡的时间长得多。“我热爱新疆,热爱新疆的钢铁事业,所以无怨无悔。”在八钢,像严大祖这样的上海籍员工不在少数,他们把青春、智慧挥洒在天山脚下、戈壁滩上。
    三年困难时期,八钢面临停产危险。为了贯彻中央关于工业要调整到为农业服务的道路上来的精神,八钢加紧研制农业机械、载重汽车的关键部件用钢。严大祖作为项目负责人,带领大家昼夜攻关。其中,八钢生产的五体犁犁铧片,使新疆农业生产彻底告别了用自制农具刨土耕地的历史,少数民族农民兄弟个个乐开了花;“天山牌”汽车后轴套管成为八钢拳头产品畅销全国。
    “八钢是全国最早采用氧气转炉炼钢的钢厂之一,但是国内制氧机行业却无法提供先进的空分装置。1966年,自治区决定拿出两年的地方外汇额度,引进一套最先进的全铝空分装置。”引进设备谈判任务落到了严大祖身上,“当时正处文革期间,大量的专业图纸资料和日方技术标准只能由我一个去吃透、去核对,原本需要十几个专业配合的工程也只能由我一竿子到底了。”严大祖说,那段时间每天都在超负荷工作,实在累了就地铺条毯子睡一会,家里送来热菜热饭常顾不得吃。不到一年,这台当时最先进的制氧机建成投产,而严大祖也累垮了。
    “宝钢建设初期,我差一点调到宝钢。无奈因身体原因,与宝钢失之交臂。”几年前,当严大祖得知宝钢重组八钢的消息时,激动和欣喜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下八钢要有大发展了!”严大祖高兴地说,看到八钢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看到昔日苍凉的戈壁荒滩正在崛起一座中国西部乃至中亚最具竞争力的钢铁企业,那真是一个老钢铁人莫大的幸福啊!

 


                                        六十年风雨一甲子辉煌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随着石景山钢铁厂(首钢前身)、鞍钢、本钢等恢复生产,到1952年,全国钢产量全面超过解放前的历史最高水平。
    ★1953年至1957年“一五”期间,钢铁工业开始了大规模投资建设,形成了鞍钢、武钢、包钢鼎足而立的新局面。到1957年,全国钢产量达到535万吨。
    ★1958年至1961年,持续3年的大炼钢铁和“以钢为纲”,造成大量钢锭积压,被迫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经过1961-1965年的5年调整,钢铁工业生产有了恢复性的增长,钢材品种质量有了较大改善,绝大部分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国钢铁生产出现了十年起伏、十年徘徊。1976年钢铁工业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与1966年相比出现了大幅度下降,钢铁工业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粉碎“四人帮”后,钢铁企业先后开展了恢复性和建设性整顿,1978年钢产量突破3000万吨。1978年12月23日,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新中国成立后从国外引进的最大工业项目——宝钢举行了开工典礼。这一年,也成为我国钢铁工业的新起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建立以现代产权制度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钢铁企业的生机和活力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到1996年,我国钢产量历史性地突破1亿吨,跃居世界第一位。
    ★此后,中国钢铁工业的主要矛盾开始从总量问题转向结构问题。1998年,宝钢、上钢、梅钢的联合重组,拉开了中国钢铁企业兼并重组的序幕。
    ★进入21世纪以来,钢铁工业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期,全国钢铁产量几乎每年都以5000万吨的速度在递增,2008年突破了5亿吨,钢铁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以及世界钢铁工业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
>
 
科技教育
青春风采 企管与人文
职工天地 晚霞满天 大特写
在路上 新世说 家春秋
怡情赋 吴淞口 生活秀
绿色产业    
固顶专副刊心细如发的“活地图”11-15
固顶专副刊“八十五点九”的警示09-30
推荐专副刊青春之火在平凡中闪光06-10
推荐专副刊“七一”纪念日由来06-09
普通专副刊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08-16
普通专副刊光荣退休08-16
普通专副刊《浴血新中国》讲座进入团干部课堂08-16
普通专副刊活到老,学到老08-16
普通专副刊全力当好“四种人”08-13
普通专副刊宝武环科举行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08-13
普通专副刊宝钢股份团委开展半年度团干部研修08-13
普通专副刊梅钢三十多名党员领导人员来到南京渡江胜…08-13
Copyright © 2017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幻睿数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