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困境中艰难崛起

信息来源:宝武新闻中心 日期:2009-4-25 9:37:04 点击数:4497

                                     ——写在梅山建设40周年之际
                                                张思明

    1969年初,长江下游,南京城外,三山矶旁,在一片荒丘上,迎来了一批来自黄浦江畔的客人。
    曾为党的“八大”代表,时任上海市冶金局革委会常委的陈大同,受上海市的委派,与上钢一厂的李敬亭,上海焦化厂的林祖琪、陈忠良,上海冶金设计院的田樱,选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作为上海的炼铁基地。
    从此,这片土地就像黄浦江在吴淞口与滚滚东流的长江相拥汇聚。潮起潮落中,它与我国冶金工业,特别是上海钢铁工业的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海钢铁工业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钢铁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上海的炼铁生产发展却显得十分艰难。由于没有高炉,炼钢所需生铁靠全国老钢铁基地调拨支援。
    1968年上海的钢产量达到202.37万吨、钢材产量178.58万吨,但生铁产量仅为21.12万吨。上海的工业发展受到钢铁工业的制约,生铁供应不足的矛盾成为上海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此时,冶金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况,在南京有个已经开采的梅山铁矿,可以作为上海的炼铁基地。经现场踏勘、分析、研究,1969年3月,上海市和江苏省联合向国家计委作了《关于利用梅山铁矿在南京板桥地区为上海冶金工业建设炼铁基地的报告》,从此揭开了梅山建设的序幕。


                                            初次创业 扭亏为盈
    1969年4月的中国虽然还处在文革动乱时期,但是广大建设者在周恩来总理“这个工程要搞大会战,要快,要早日把铁抢出来”的号召下,抢时间,争速度,终于实现“一年抢出焦和铁,两年基本建成大型炼铁基地”的奋斗目标,成为当时我国冶金工程建设的典范,被誉为“工人阶级创奇迹”。
    然而,这实际上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未竟之业,无论是生产规模、生产工艺还是厂矿配套方面都没有达到预计目标。完成一期工程建设后,二期工程就被暂缓了。加上梅山铁矿没有选矿系统,且硫磷较高,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梅山人不但没有创造经济效益,还连续亏损8年,成为上海财政一个不小的包袱。
    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的经济建设开始得到调整和恢复。从1977年起,国家统配了部分优质铁矿石及精煤,原燃料的供应情况得到改善,加上有针对性地进行技术改造,补建了一些项目,梅山生产连续实现新突破。1978年生铁产量首次突破110万吨的设计能力,当年上缴利润1249万元,税金2460万元,梅山甩掉了经济亏损的帽子,实现建厂8年以来的第一次赢利。
    1982年6月,梅山一期工程通过国家验收组的正式验收。国家投资开始产生效益,项目通过国家验收,标志着梅山的初次创业已经完成。
    1984年11月,上海市副市长朱宗葆带领市工业党委、计委、财贸办和冶金局等部门领导到梅山召开现场办公会。会议按照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对企业实行简政放权,确定今后上海市对梅山主要控制三个方面:国家指令性计划;财政上缴任务;企业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命。其他人事、劳动、产品销售权等放给梅山,实行自主经营。同时决定梅山从1984年开始实行“双挂钩”承包责任制,即实行吨铁工资含量浮动包干,把职工工资同企业最终产品——生铁销售量挂钩;实行利改税,把企业留利水平同完成的利润挂钩,7年不变。
    这一系列的重要决策,使梅山迈开了改革的步伐。仅1984年到1986年的3年时间,梅山就有了3340万元的生产发展基金。我们用这笔钱进行了高炉大修、改造,使生铁产量达到了155万吨。通过推行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强化企业管理,梅山的各项主要指标进入了国内先进行列。1985年3月,梅山同上海市冶金局分开,直属上海市经委领导。
    随着自有资金的增加和职工收入的连续增长,上世纪80年代的梅山,成为一个福利型的小社会。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和市委书记吴邦国先后来到梅山,都称赞梅山是上海的一块宝地和乐土。

                                           发展囿困 钢梦难圆
    我们深深懂得建设一个钢铁联合企业的重要性。眼看着高炉流出的高温铁水进入铸铁机,再消耗大量的水冷却模铸,铸成的生铁经过300多公里的路程运到上海后,又消耗大量的焦炭在化铁炉里把生铁再次熔成铁水,送往炼钢车间。这样反复的折腾,消耗了大量能源,造成环境的污染,还要无谓增加铁路的运力。
    早在建厂初期,梅山第一任指挥宋星路就带领我们开始策划梅山新建钢厂的事了。
1979年11月,梅山上报了建小型钢铁实验工厂的报告,拟建小转炉。当时的市革会工交办批准了这一报告,我们立即成立了炼钢筹建办公室,正忙得不亦乐乎时,收到了停止筹建的通知。1980年8月项目终止。
    1981年11月,宋星路接到上海市委通知,调任上海冶金局党委副书记、局长。带着“恨铁不成钢”的遗憾,以及对梅山未来的殷切期望,宋星路告别了梅山。1983年10月,上海市委宣布了梅山新的领导班子,我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兼工程指挥部指挥。
    梅山公司新领导班子成立后,我考虑最多的是梅山下一步怎么走。梅山作为一个单一的炼铁企业,能耗大,成本高,附加值低,虽然成本已经降到了全国最低,但是每年还要消化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减利因素,如果仅靠两座高炉来完成国家的利税指标,并保证职工的生活水准是难以为继的。
    梅山陷入发展困局的原因在哪里呢?我们中国人常讲,若要成就大事,必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的条件。
    从“地利”方面讲,梅山厂区濒临长江,交通便利,自有矿山的矿体集中,形态规整,储量高,有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有利于发展钢铁工业。从“人和”方面分析,冶金部和国家其他部门与梅山缺乏沟通和往来。梅山在江苏是“外来户”,在隶属关系上疏远了一层。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梅山在上级部门中缺少“人脉”。再来分析“天时”,也就是时机,梅山孤悬外地,信息闭塞,故难以及时发现和抓住机遇。
    梅山在这三方面的条件中,只占有“地利”一项,办不成大事就不足为奇了。怎么办?只有用我们的“地利”去拓展“人和”,创造条件,做好准备,及时把握“天时”,为发展梅山,为中国的钢铁事业而努力。
    为此,梅山做了大量工作,邀请上海市领导、市工业党委和其他委办局的领导来梅山,同时积极向国家经委、计委和冶金部的领导汇报梅山的情况,让他们了解并支持梅山的发展。
    我印象最深的是1985年的春天,我们为了新建钢厂项目到北京找国家计委原材料局副局长邝业梅汇报工作。到了北京,听说她到浙江去了,我们一路打听,得知邝局长当晚要转道金山石化停留,我们就直奔金山,在宾馆大厅等了六七个小时,到晚上十点多才见到她,争取到一个小时听我们的汇报。对我们如此迫切地从北京一路跟踪到上海,邝业梅也颇为动容。在听了我们的汇报后,邝业梅表示支持梅山的发展,答应协调体制方面的矛盾。此后,她为了梅山的发展经常指点迷津,出谋划策,在一些有关梅山发展的决策会议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以及对梅山发展面临的阻力与障碍的深入分析,我总结出了四个需要化解的难题。一是梅山的发展项目要纳入国家和地方的发展规划,这是取得合法通行证的首要条件。二是建设资金可争取中央、省、市支持,采取地方、银行、外资多元投资的合作模式,企业自筹资金的来源可以多元化。三是在一定时期内梅山“炼铁基地”的地位难以改变,要在维持对上海生铁供应的基础上寻求上海市领导的支持。四是企业的利益与地方利益,以及一些部门的利益要兼顾,在“合作共赢、风险共担、利益分享”的原则下开展工作,有利于共同发展。
    我相信,只要我们不懈努力,迎难而上,这四方面的难题一定能化解,梅山也一定能走出困境。

                                          热轧项目 奠定全局
    梅山新建钢厂的计划一再受挫后,我们尝试把公司的发展思路转向扩大炼铁产能。梅山原设计中就有二期工程项目,现有的布局均具备扩建的条件,不会改变梅山“生铁基地”的地位,还可以增加生铁产能,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这一设想得到了上海市领导的支持。
    1984年9月,梅山向上海市委、市政府打报告,要求在“七五”期间由梅山自筹资金扩建一座1250万立方米的高炉。在上海市和江苏省的支持下,我们满怀信心开始了申报工作。然而,由于“天时”不利,最后这一计划也无奈被搁置了。正当我们一再受挫、苦无良策之时,从北京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1986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利用外资加快钢铁工业发展的政策。消息一经传出,全国38家钢铁企业的代表云集北京,纷纷要求上项目。面对这难得的机遇,我感到喜出望外,我们决不能错过这绝好的“天时”。梅山再次紧急动员起来,编制了各种扩建方案。
    幸运的是,1986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和江苏省省长顾秀莲陪同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霍克到梅山视察,并详细询问了梅山的发展规划。因此在1986年6月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研究利用外资加快发展钢铁工业的会议上,胡启立两次提到梅山发展钢铁条件好,并留有建设3号高炉的余地。
    有上海市作后盾,江苏省大力支持,以及相关领导和部门的支持,梅山终于被冶金部列入了立项研究范围。
    1986年10月18日这一天可以说是梅山第二次创业的起点,也是梅山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这一天,国务院利用外资加快发展钢铁工业领导小组在梅山召开现场办公会,确定把梅山列入利用外资发展1000万吨钢生产能力的计划。梅山成为第一批利用外资扩建发展钢铁工业的单位之一,规划在现有2座高炉年产150万吨生铁供应上海的基础上,利用外资新建1座2500立方米的高炉以及相应的炼钢、轧钢设施,并在总图布置上留有余地,最终达到铁500万吨、钢350万吨、材300万吨的规模。
    1988年5月,梅山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了冶金部、上海市、江苏省的联合预审。
    根据国家计委、冶金部对落实各项外部条件的要求,经过大量紧张的前期工作,扩建项目所需的原料、辅料、耐火材料、铁合金、铁路运输、水运等外部条件均与有关单位签订了协议书;与有关银行签订了筹资、发行债券等方面的协议书,扩建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我们翘首以盼,只等国家计委下达批复,然而等来的却是意想不到的坏消息。由于国家宏观经济运行政策调控,开始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一批大的基建项目暂缓上马,梅山扩建项目也在压缩范围中。这如同晴天霹雳,打击太大了。工作上的劳累和体力透支,加上坏消息带来的精神压力,我感到身心极度疲惫,病倒在床上。大病一场后,身体稍好,我又北上打探消息,寻求对策。
    当时的冶金部副部长王汝林告诉我,国家宏观调控并没有取消梅山的项目,但投资规模要压缩,建议我们购买二手设备,可以少花钱。同时邝业梅介绍日本新日铁界厂有一套热轧设备还可以,让我们去看一下。
    这犹如一剂起死回生的“强心剂”,让我们又看到了希望。梅山马上组团去日本考察,了解到这套设备是典型的第二代轧机,工艺技术装备具有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在产品规格、品种和规模上符合梅山扩建的要求,全套设备售价仅571万美元,相当于国内废钢的价格。然而这毕竟是套闲置了5年多的设备,拆回来后能否转起来还是有一定风险的。综合大家的分析,并经过再三考虑,我们还是决定买下来。
    回国后,我们立即向国家计委和冶金部领导汇报,他们支持少花钱的项目,要我们重新打报告报批。
    1988年8月,我和副经理夏志强向上海市领导汇报,黄菊同志代表市委表示支持梅山扩建先上热轧的方案。
    冶金部、上海市和江苏省领导经过会商,对热轧板厂建设内容与规模、资金筹措、钢坯来源以及煤、电、运输、外汇平衡等都达成了共识。同时也确定了热轧板厂的企业性质,是由上海市、江苏省联合投资的合资企业,经济上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与梅山公司实行“新老分开”。
    1990年4月,梅山热轧板厂项目正式上报国务院审批。1991年4月19日,我接到冶金部副部长王汝林的电话,说18日上午李鹏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办公会议已经批准了梅山热轧板项目。李鹏总理指示:一定要在年内开工。
    在1991年国家新开工的大型项目中,冶金项目仅两项,梅山就是其中一项。梅山发展与建设项目终于成为国家重点项目,这一天,真是来之不易啊!
    项目获批后,我们最关心的是日本的这套二手设备究竟怎么样?经过检查,机械设备虽然已停产5年,但内部状况还是比较好的,经过修配后搬到梅山来运行还是有信心的。
    1991年8月,梅山引进的热轧设备全部装运到沪。
    冶金部对梅山热轧项目提出了两条指导性的意见:一是对二手设备要贯彻原样拆迁、原样建设的原则,要使修配改工作降到最低的程度,不在水平上做文章;二是严格控制总投资,本着尽量节约的原则进行。扩建指挥部在贯彻“原拆原建、强化修复”的方针的同时,提出了“经济、实用、可靠、效益”的原则。我们抓住拆和修两个重要环节,做到能用的都用上,能修好的都修好,在满足工艺、质量的前提下,只花了7000万元就使两万多吨设备恢复原有的技术性能。
    热轧计算机控制系统改造是整个修配改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当时,设备提供方的要价相当于设备价格的6倍,而且仅负责改造精轧和卷取部分,等于只改造热轧板厂的一半。计算机系统不解决,整条生产线就不能运转,颇有“卡脖子”的味道。
    经过多方面的调研,最终,梅山与美国西屋公司签订了仅两倍于设备价格的改造合同。作为总承包方的西屋公司,将运用软件部分转包给武钢。梅山不仅为国家节约了上亿元投资,还使计算机控制系统达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世界水平。
    在此期间,上海市领导找我谈话,要把我调到上海市冶金局担任领导。多年来,我与梅山的广大干部职工共同奋斗,对梅山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现在突然要离开梅山,特别是在热轧项目的关键当口,我感到为难了。一是热轧项目从策划、洽谈到实施,我都是“原经手”,一旦换了人,来龙去脉说不清,很多事情就可能错失良机。再就是我在梅山工作多年,身边有一批志同道合、配合默契的优秀人才和干部,他们中好多人离开了繁华的上海,在梅山脚踏荒丘,不分白天黑夜的风里来雨里去,始终无怨无悔。我能丢下这些同志吗?不能啊!
    特别是当时梅山尚处于困境之中,人心思动,我担心此时如果调离梅山必将造成职工更大的思想波动。多年来,像左臂右膀一样辅助我的老搭档、挚友夏志强也对我说:在这关键时刻你不能走。我把自己的分析向市领导作了汇报,提出从工作考虑,还是留在梅山为宜。市领导接受了我的意见。
    梅山的热轧项目按部就班顺利推进。1991年11月28日,梅山热轧施工现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典礼。
    经过广大建设者3年的艰苦奋斗,奋力拼搏,1994年11月28日,热轧板主轧线热负荷试车成功。
    1995年6月12日,热轧板厂的试产品开始销售,第一卷热轧卷顺利出厂。
    热轧板厂的建成投产,奠定了梅山进一步发展成为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的基础。

                                             二次创业 顺势而就
    热轧板厂建成后,梅山形成了有炼铁、轧钢,但无炼钢的尴尬局面。早日建设炼钢厂,自产钢坯成了燃眉之急。
    1992年,我国加快了改革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步伐。邓小平在多次谈话中提到,我国的钢铁工业要有一个大发展,特别是在1992年视察首钢的谈话中,再次提出钢产量要发展到1亿至1.2亿吨的目标。这给梅山的发展增添了机遇,梅山人盼到了有利的“天时”。
    1992年7月,戴元永副经理从北京来电:冶金部根据国家在“八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由6%增长到9%的要求,重新研究了冶金工业的扩建规模,新增加了9个项目,梅山炼钢连铸项目已列入其中,并在“八五”期间计划安排投资10亿元。对此,冶金部已经正式上报国家计委。梅山的筹划与国家的规划不谋而合,真是可喜。
    我们立即把情况向上海市和江苏省作了汇报,并获得了他们的支持,并于10月组织马鞍山和重庆钢铁设计院编制了《扩建炼钢系统可行性研究》,由冶金部预审报请国家审批。1994年1月,国家计委通知冶金部,国务院已批准梅山炼钢连铸项目。从此,项目进入了实施阶段。
    在项目报批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梅山得到消息,邹家华副总理主张梅山的铁水可就近运到马鞍山钢铁厂炼钢,梅山不必再搞炼钢连铸项目。梅山因为行政体制的原因,想要办成一件事是困难重重,曾被形容为“三国四方”(上海市、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县),再弄到马鞍山去,行政归属上又涉及到了安徽省和马鞍山市,将来更难协调。这时我找到了国家经委委员、国家计委专职委员石启荣,这位著名的钢铁专家非常了解钢铁企业的情况,他也感到梅山划给马钢有点问题。石启荣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国家计委副主任叶青最近要陪家华副总理到江苏去,你要想办法见到家华副总理。
    邹家华副总理按期到了南京。我立即找到了叶青,在叶青的协调下,促成了邹家华副总理的梅山之行,从而解决了两件大事,一是邹家华副总理改变了把梅山划到马钢的想法,二是解决了梅山新增钢厂的问题。
    1995年12月26日,梅山人盼望已久的炼钢工程开工了,这是梅山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里程碑。一个名副其实的钢铁联合企业就要诞生了。
    梅山的炼钢项目引进的也是二手设备。早在1992年12月,我们在国外考察时就顺道对意大利ILVA公司巴尼奥利厂停产待售的转炉、精炼和连铸设备,包括厂房进行了初步考察。1993年4月,由中国国际钢铁投资公司、马鞍山和重庆钢铁设计研究院以及梅山公司的专家对意大利的这套设备和墨西哥芳地杜拉的转炉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经过认真分析,决定推荐这套转炉、精炼和连铸设备,包括钢结构厂房。冶金部在审批时认为,梅山炼钢项目投资省,建设周期短,装备水平与现有的炼铁、轧钢相匹配,指示梅山抓紧做好二手设备的引进工作。
    从1994年11月28日热轧热负荷试车成功,到1999年4月18日炼钢连铸建成并投料生产,梅山实现了从采矿、选矿、炼铁、炼钢和轧钢全线贯通,完成了从一个单一炼铁企业到一个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的转变。几代梅山人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
    在钢铁主业加快发展的同时,梅山的多种经营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形成了一业为主,多元产业和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企业发展模式。1994年在梅山冶金公司的基础上,组建了上海梅山(集团)公司。1996年,梅山(集团)公司被列入国家特大型企业。我本人也先后被评为上海市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办企业十佳厂长(经理)和上海市职工信赖的好厂长(经理)的称号。这不仅仅是给我个人的荣誉,也是企业的,是对梅山广大职工努力工作成果的肯定。

                                          全面提升 新梦待圆
    1998年11月,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上海地区的钢铁企业实行联合重组,由宝钢、上钢和梅山组建新的上海宝钢集团公司,揭开了梅山的新一轮发展。
    三钢联合后,我担任了宝钢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加入宝钢集团公司为梅山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限于当时的条件,梅山扩建的主要装备都是原拆原建的国外二手设备,生产的产品、品种和质量已经难以符合市场的需要了,加上当时的钢材市场不景气,梅山难以偿还沉重的银行债务,企业负债率高达76%,更不要说拿出资金对设备进行技术改造了。
    为了帮助企业减轻债务,国家提出了债转股的政策。有宝钢集团作为后盾和靠山,梅山顺利实现了债转股。1999年9月,梅山与建设银行签订了债转股的协议,这是全国第三家、冶金行业第一家签订债转股协议的企业。12月,梅山又先后与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开发银行达成了债转股协议,三家银行债转股的数量,使梅山的负债率从76%下降到38%。根据债转股协议,由宝钢控股、多家银行参股的梅山钢铁股份公司组建成立。按照集团的发展规划,梅山加快了钢铁设备的技改工作。
    2000年7月,国务院批准了梅山热轧专项技术改造项目,10月,宝钢组织专题审查会,通过了梅山热轧技改方案,总投资13.12亿元,其中宝钢投入技改资本金5.39亿元。项目采取了边生产、边准备、边改造的方法,对主轧线的精轧和卷取机等设备进行了全面更新,于2002年顺利完成。2003年2月,新建的二号连铸机热负荷试车一次成功。2004年又投资7.8亿元,对热轧粗轧和精轧主传动及配套设备进行了改造,2006年6月完工。通过工艺、装备、技术的升级改造,推进节能降耗,推行宝钢的现代化管理,梅山技术经济指标和管理水平得到了优化升级,综合竞争力全面提高。
    2004年,梅山的钢铁销售额过百亿元大关,非钢企业保持全面赢利。按照宝钢的要求,2005年5月梅山实行了主辅分离,分别组建了以发展钢铁为主的上海梅山钢铁公司,以及给钢铁主业提供协力服务为主的梅山公司。2007年,梅山钢铁公司的钢产量超过了300万吨,销售收入达到126.88亿元,实现利润15亿元。梅山公司也实现了2亿多元的利润。
    在宝钢新一轮发展规划引领下,梅钢制订了“十一五”发展规划,开始实施老系统的改造,1420MM冷轧机组开工建设和1号高炉的功成身退、新高炉的积极筹划,项目完成后将形成350万吨钢的生产规模,最终将达到600万吨钢的综合生产能力。
    梅山公司也将打造与钢铁配套的产业链,构建与梅钢的协同发展机制,全面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平。
    梅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新的征途,承载着新、老梅山人的又一个梦想。梅山人期待着美好的新一轮发展早日梦圆,让梅山更加壮美、辉煌。


 
作者简介:
    张思明为上海市第八、九、十届人大常委会常委,宝钢集团公司原副董事长,原宝钢集团梅山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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